钱尧林

　　人物介绍：钱尧林，浙江武义人，1936年出生，1954年参加工作，中专文化，中共党员，工程师。历任临安县昌北区林业站站长，昌北区科协理事长，昌北区副区长、区委委员，临安县科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，1996年6月退休。2000年-2003年受聘担任科技110电话咨询服务工作。他曾多次获杭州市、临安县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，多次被评为市县部门先进个人、优秀林学会会员；撰写论文34篇，11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，其中与山核桃相关的11篇；主持并参与的科研项目10个(其中山核桃项目8个)，获省、市、县科技进步奖22次。

　　回顾我40多年工作历程，皆与山核桃相随相伴，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她的身上。

昌化，与山核桃结缘

　　1954年金秋，我从浙江林校毕业到省林业厅等待分配工作，有关领导找我谈话：“钱尧林，你到临安昌化去吧，那里是一个偏僻的大山区，也是我省特产名果杭州小胡桃的主产区，你要为发展山核桃生产作贡献。”我当时十分激动，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，结果就这样成了第一位分配到昌化的林业干部，在昌化林场(龙岗镇黄山坪)一干就是4年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我的主要工作是林木育苗，具体负责山核桃的育苗技术指导工作。山核桃人工育苗是一项新工作，在学校没有学到过，难度比较大，只好自己实践，不断摸索钻研。山核桃播种分秋播与春播。秋播鼠害严重，春播种子要贮藏，难发芽，且怕高温，夏季需搭荫棚，避免霉雨季节发生烂根病。一年生的苗木仅20—30厘米高，两年出圃造林。经过与其他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，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，技术上逐渐成熟，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苗木，由各级政府在造林季节分配到各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发动群众上山造林绿化，从此以后改变了山核桃发展靠飞禽走兽传播、挖野生苗造林的历史，加快了昌化地区山核桃林的发展。可以这么说，今天昌化之所以有如此多的“摇钱树”，与当时的人工育苗是密切相关的。

昌北，情牵山核桃25年

　　昌北，被称为临安的“西藏”，位置偏僻、海拔高、交通不便，干部调动一提到去昌北都摇头叹息，十分害怕，特别是年轻人怕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对象，自告奋勇到昌北工作的屈指可数。1962年的一个夏天，我再次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，调到昌北区林业站工作。从此成了在昌北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地科技人员、林业干部。

　　我了解到昌北的贫困主要是因为山上资源少。全区总面积44万亩，山地面积36万亩，其中荒山达16万亩之多，不少乡村出现“远山荒、近山光”的状况。山区缺木材、缺粮、缺钱，更缺林业科学技术，发展林业“松树靠飞籽，杉树靠萌芽，山核桃靠自生自灭”。为解决吃饭问题，开山种粮、毁林种粮，结果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破坏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水旱自然灾害频繁，河床抬高、良田被毁、房屋被冲，经常遭到大自然的惩罚。实践证明，这是一条死路，唯一的出路是响应毛主席“绿化祖国”的伟大号召，执行县委提出的“压山抓田、退耕还林”的正确方针。我作为一个林业干部，改变昌北“一穷二白”的面貌也有一分责任。我认为，昌北山多田少(人均山有10亩，耕地半亩)，且山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发展林业大有可为，特别是岛石、新桥、呼日等乡村大部分是石灰岩地区，适宜种植“摇钱树”—山核桃，而且山上遍地都有山核桃野生幼苗。

　　我决心为改变昌北人民贫困面貌办一些实事。于是，我通过深入基层蹲点做样，组织林业队伍，举办科技培训等，推广育苗、造林技术。根据昌北的实际情况，第一步，利用开垦山，挖山核桃野生亩造林还山；第二步，规划荒山，发动群众建设用材林、经济林基地。为了绿化岛石镇闻名的大荒山——龙池山，我在大坦村蹲点三年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经过努力，建设了近千亩经济林、用材林基地，绿化了荒山。七十年代初，在鱼跳乡的贫困村——外川村，抓点做样，绿化连片的开垦山，建成了山核桃、杉木林基地1000余亩。1992年华光潭至外川村5公里公路开通时，该村干部说：这条公路开通是钱尧林作的贡献(意思说从当年发展的杉木基地林中片伐木材出售获得的25万元解决了开马路资金)。该村由于科学发展林业已脱贫致富，2001年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。

　　山核桃是我市特产名果(既是干果又是油料)，具有栽培易、化工时少、经济收入高的特点，当地农民认为山核桃是“上靠露水、下靠泥土”，大年一年收入两年用，是深山里的“摇钱树”。六十年代山核桃林集体所有，一哄而上地生产，处于“树高林密、病虫严重、大小年分明、产量不高”的野生状态。影响山核桃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气候、病虫害、缺肥。每年的4月初霉雨影响雌雄花授粉，虫害主要是青虫(天社蛾)吃叶，该虫一年四代，遭一次危害1-2年不生，遭两次危害，造成树木死亡。这种虫害还有一定的周期性，10年左右大发一次。另外蚜虫危害也严重影响山核桃产量。

　　山核桃粗放式管理，历来不施肥、几乎不除草(只在收获季节为方便捡山核桃才在林地劈一次草)，由于林地坡陡，水土流失，缺肥，造成产量不稳、大小年分明。据统计，1979年大年全县产量4590吨，而1977年小年仅590吨。为了提高山核桃产量，增加经济收入，我发动群众开展山核桃病虫害防治，宣传科学知识，采取药物(上山放烟雾剂、喷氧化乐果等)与生物防治相结合(放赤眼蜂、白僵菌、黑光灯诱蛾等)的方法，以及发动群众上山捕捉幼虫、挖天社蛾肾等一系列措施及时控制虫害蔓延，减少了损失。为了改变山核桃的半野生状态，1979年，昌北区林业站成立了山核桃科研小组。在各级领导重视下，以山核桃为主的昌北四宝(山核桃、山茱萸、银杏、无核方柿)速生丰产课题被列入县科委科研项目。通过数年努力，取得一定成果，攻破嫁接难题。其中攻关过程十分艰辛，特别是山核桃嫁接，上百次试验都遭失败。1979年，第一棵无性繁殖(嫁接)山核桃获得成功，嫁接后第五年(1984年)就挂满果，比实生苗提早挂果10年。随后，成活率也不断提高，从3%提高到80%以上。山核桃本砧可以嫁接成活，同科(胡桃科)同属(山核桃属)的化香、枫杨砧也可以嫁接成活。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在岛石镇的唐家村、舒家村建立了三种苗(野生亩、本砧嫁接苗、化香砧嫁接苗)对照试验区，试验表明，嫁接苗比实生苗矮化，提早结果，从而为加速发展山核桃打下一个良好基础。

　　经过25年的努力，昌北已建成连片的用材林、经济林基地5万余亩，其中山核桃基地2万亩(不包括小面积造林)，基本上绿化了荒山，改变了“远山荒，近山光，穷山恶水”的贫困面貌。据1986年调查，山核桃面积从六十年代的4万亩增加到6万亩，产量大年从3万担增加到4万担，山核桃总收入达到了600余万元，绝大部分乡村解决了温饱问题，摆脱了贫困。

科技局，与山核桃相伴到老

　　1986年，我从昌北区调到县科委(即现在的科技局)工作。为了改变山核桃的半野生苗状态，达到“速生、矮化、丰产、优质”的目的，“山核桃稳产、高产科研项目(即十项试验：科学施肥、防治病虫害、保花保果、老林更新、立体经营、无性繁殖、乙烯利催落、新造幼林科学管理、野生幼林改造、三种苗造林对比)”列入县科委“七五”重点攻关项目，我成了项目主持人之一。在浙江林学院黎樟炬教授的具体指导下，由县科委牵头，组成了由有关部门科技人员，乡、村干部，专业户50余人的攻关协作组开展研究攻关；任务落实到岛石、呼日、马啸、颊口、横路等重点乡镇产区；时间计划五年完成。经全体攻关小组人员通力合作，10项试验中的7项陆续通过鉴定获奖。由于试验项目做到边试验边推广，综合效益十分显著，投入与产出比达到1：10。1992年，山核桃稳产高产项目列入杭州市重大农业推广项目，由县林业局主持，县科委、浙江林学院为协作单位，我又成为项目主要主持人之一。1992年-1995年，历时3年，在岛石、呼日、新桥、马啸、颊口、横路、湍口、龙岗等十个乡镇推广科研成果，建设示范林基地10万亩。通过科技培训、印发山核桃高产稳产技术资料、上山实地指导等，圆满完成了科学施肥、防治病虫害、保花保果等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，使山核桃增产30-40%(一般情况下)，达到了稳产高产、基本不分大小年的效果。全市的山核桃产值，1992年为5000万元左右，到九十年代末突破了亿元大关。上述推广项目成果获省科委星火二等奖、杭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、临安县科技进步一等奖。

　　退休以后，2000年-2003年，市科技局返聘我到科技服务110电话咨询服务办公室工作。期间，又结识了一批山核桃产区的农民朋友，及时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山核栽培疑难问题。针对山核桃快速发展，林地野生苗全部挖光，严重缺苗，产区又缺山核桃育苗技术的情况，我撰写了山核桃育苗技术措施相关技术资料，印发给重点乡镇(山核桃百亩育苗基地乡——横路乡等)和专业育苗户(当时全国最大育苗户——湍口镇湍口村山核桃育苗大户徐天洪等)，并到实地进行指导，为我市山核桃育苗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　　从走上工作岗位至今，40多年来，我宣传山核桃，发展山核桃，推广山核桃科研成果，从未离开山核桃事业。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，能够为临安山核桃事业做一点工作并得到群众的肯定，我已感到十分满足。